专家吁保护“两孩妈妈”职业发展 增加法定陪护假

　　上海人慎生二胎 专家吁保护“两孩妈妈”职业发展 完善公共服务

　　记者陈静

　　正在此间举行的上海“两会”上，上海市卫计委的官员呼吁，更多符合二孩生育政策的上海家庭多多生育。此言一出，各方议论纷纷。事实上，上海实施“单独两孩”政策以来，确未出现“井喷式”增长。很多上海女性徘徊在“想生不能生，能生不想生”的尴尬中。

　　上海市卫计委方面28日告诉中新社记者，自上海全面实施该政策至去年底的10个月间，共批准单独夫妻再生育申请16639例，并未超出预期。卫计委方面表示，预计今后3到5年内上海每年单独夫妻申请再生育的数量在2万例左右。

　　上海“两会”期间，上海市卫计委的官员认为，对于家庭结构的稳定性和社会的发展而言，两个孩子更适宜。该部门家庭发展处负责人樊华称，当下，上海进入婚育年龄的女性，有90%都符合“双独”或“单独”政策，但是申请二孩的比例还不足5%。卫计委方面当日亦表示，实际出生的数量要少于申请数量。现实中，上海究竟哪些符合政策的夫妇更愿意生“二胎”？官方消息称，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的单独夫妻；初婚家庭；两地婚姻申请“二胎”比例较高。据透露，申请再生育的单独夫妻半数以上为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女性；申请再生育的单独夫妻中，男女双方均为初婚占86.9%；此外，两地婚姻，即，夫妻一方为上海市户籍、另一方为非上海市户籍的占比逾三成。

　　在坊间言辞中，经济压力大否、时间和精力是否充足以及女性对事业的态度都成为“二胎”能否“落地”的重要因素。对上述影响因素，樊华坦言，一方面，养育孩子成本很高；另一方面，目前社会竞争激烈，以平均生育二孩三至四年的一般标准计算，上海女性生育第二个孩子时，一般约32岁，处于事业上升期，不少女性不太愿意为此影响甚至放弃事业。

　　据了解，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后，上海社会科学院与上海市妇联对沪上家庭“二胎”生养情况进行了专门调查。参与调查的上海社科院性别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包蕾萍28日接受中新网记者专访时说，上海针对城市人口的“单独两孩”政策释放了民众合理的生育意愿，但并未引发新的生育高峰，原因一方面受限于生育成本和经济负担，另一方面还与配套性家庭政策有待进一步完善有关。

　　官方表态，根据现有实际状况，上海由能力应对“单独两孩”政策实施所带来新生人口对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。包蕾萍认为，实际上住房、医疗、教育、家政服务等方面的高成本会带来一系列抑制生育意愿的影响，出现“想生不能生，能生不想生”的尴尬。

　　一位家有一子的李女士符合生二孩的条件，可是她迟迟未生。李女士告诉记者，刚结婚的时候，确实想生两个，但是有个一个孩子后发现又要上班，又要带孩子；不仅要管温饱，还要考虑孩子的培养，实在很累。再生一个恐怕难以应付。据记者了解，如李女士这样的女性在上海并非少数。

　　现有社会环境中，生育“二胎”对女性后续职业发展确实影响巨大。据透露，在单独二孩家庭中，全职太太比例是独生子女家庭的2倍。包蕾萍指出，这意味着，不少女性因为“二胎”放弃了工作。再次生育使得女性外出就业的机会和时间减少，另一方面也会对在职女性的事业发展带来一些消极影响。

　　怎样才能真正鼓励符合条件的夫妇生养“二胎”？包蕾萍认为，从政策层面来说，应该进一步针对低生育率和人口红利消失的现状，放开两孩政策；从公共服务层面来说，应逐步建立分层分类的公共服务体系，政府保证兜底线，重点提供生育保险、奖扶等基本保障；此外，社区建立家庭公共服务体系，为其提供便捷安全的育儿服务；从性别平等层面，应探索鼓励再生育女性就业的支持性政策，分担中小企业生育成本，重点加强从业女性“四期”(妇女生理机能变化过程中四个阶段：经期、孕期、产期、哺乳期)权益维护，并提高生育奖扶政策执行质量。包蕾萍表示，要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，提供优质公共服务。

　　这位专家希望制定鼓励男性分担育儿责任的社会政策，如增加12岁及以下儿童父母法定陪护假，适当延长男性看护假、育儿假等等，鼓励家庭和工作平衡的政策。